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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咱麼開始了？”林野沒想到的是主編周毅親自出馬。

他不知道這是周毅不顧編輯部的同事勸阻，非要搶《三聯生活周刊》訪談組這次對談的機會。

“他們訪談組哪裡懂什麼文學，我來我來。”最後還是靠着不要臉的勁和老資曆，被他搶到了這次訪談林野的機會。

“我想先滿足一下我個人的好奇心，那就是為什麼不去芥川賞現場領獎。”周毅倚在沙發上好奇的問道。

“沒什麼特别的原因，單純就是坐飛機來回飛太累了，好不容易回國内放放假。而且發自内心覺得那獲獎的并不是我的作品，不必特地飛過去受賞。”面對着長槍短炮的鏡頭，林野沒有絲毫怯場。

周毅聽到林野說“不是自己的作品”之時，還以為林野說的是藤宗勝彥替林野受賞時發表的那段獲獎感言：

“這并非是隻是我一個人的作品，也是我的移民朋友們用他們真實的生活一同創作的作品。”

他隻覺得林野謙虛的過分，并不知道林野話中潛藏的另一層意思。

“那你覺得芥川賞和直木賞這樣的文學獎項和國内的，諸如茅盾文學獎這樣的文學獎有什麼異同，如果有的話你覺得哪一種更好？”

“差異很明顯，首先衆所周知日本的芥川賞主要是頒給純文學新人作家，直木賞是頒給大衆文學中堅力量作家。

但我們的茅盾文學獎其實是不區分純文學和大衆文學的。

這點可能有點違反直覺，很多人覺得茅盾文學獎是嚴肅文學獎項，但在國内，嚴肅文學不完全等同于純文學，實際上茅盾文學獎頒給大衆文學的次數不在少數。

例如被稱為“茅獎皇冠上的明珠”，矛盾文學獎史上最知名的作品之一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放在日本，就會被歸類為大衆文學，是該拿直木賞的。

“這有什麼不好嗎？聽你說完，我并不覺得把純文學和大衆文學合在一起頒發有什麼不好。”周毅不解的問道。

“有，這會帶來一個問題，那就是嚴肅的不夠嚴肅，大衆的不夠大衆。

什麼意思呢，我用一個詞來解釋這件事吧——“時代性叙事”。你覺得‘作品裡要體現時代性’這是嚴肅文學或者說純文學應該要做到的嗎？”

林野看着周毅嚴肅地問道。

“那恐怕并不是，因為嚴肅文學或者說純文學可以是純粹的文體或者語言的實驗，比如喬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或者是卡爾維諾的《寒冬夜行人》。

他們作品裡當然有他們時代的特色，但那并不是他們的作品主題，隻是自然附帶的痕迹”

聽罷，林野贊賞的點點頭。

“對的，但是你看曆屆茅獎作品，你會發現獲獎作品都會體現時代性，你比如我們之前說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它體現的就是1975—1985年間農村、工礦、城市各個方面的社會生活。

甚至包括劉震雲《一句頂一萬句》這種側重點是其實語言的作品，也必須反映時代，或者描繪某個群體，而這個要求，其實就是對作品的大衆性提出了要求。

當然《一句頂一萬句》做到了，也做得很好。

但是說白了，茅獎是不允許無情節的叙事作品獲獎的。

不反映時代，不反映群體的作品是拿不到茅獎的，那意味着哪怕凱瑟琳·曼斯菲爾德、卡佛、門羅這樣的作者出現在中國，也拿不到茅獎。

因為他們作品裡面充斥了太多無情節的叙事，作品裡多是印象的美，文字的美。

茅獎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文學獎，它的标準示範性是極強的，按照這個标準，中國是出不了文體大師或者語言大師的，我們現在流行的文體和語言都還是拉美那一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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